新裤子、旅行团、刺猬，三个乐队的中年危机
【娱理】采集来自娱乐圈的第145个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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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程序员赵子健叫了一辆出租。上车，司机正放着刺猬乐队的《最后，我们会一起去海边》。那是子健写的歌。司机显然没有把广播里唱着歌的那个自由少年和此时后座这位面露疲累的中年人对上号，仅冷淡地问：“去哪儿？”“就回家呗！”子健泄气地吐出了一串居民区地址。
旅行团乐队的吉他手黄子君推开了出租房的门，深吸一口气。妈的。空虚，又是巨大的空虚。白天和乐队哥们儿排练的热闹仿佛是另个平行时空里的生动。此时此刻，他，一个在北京租着房子的外地人，一个妻儿都在老家的中年男人于一片黑暗中只感到寂寞肆虐的恐怖。
创作2016年推出的那张专辑时，彭磊好久没有去吃喝玩乐了。女儿的出生，使得他的创作空间很大程度限在了家里的尿布旁。生活上来自物质、精神的新压力，加上受到身边一些同龄人在他那个岁数都摇身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刺激”，这让打小没吃过什么苦的彭磊体会到了一些艰辛。
于舞台上，他们是最无畏自由洒脱的乐队成员。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外界给予他们的标签。但暂时按下无忧的音乐播放键，从舞台幻梦中醒来，那些我们记忆中，内地乐队圈儿中最酷的弄潮儿们，也都到了为家中柴米油盐生活琐事而操心的年纪。
刺猬乐队
组乐队时希望别人说我们“牛逼”
现在我们也只得着“牛逼”了
01
赵子健管石璐借了两万多块钱。在早前录制综艺《乐队的夏天》时，演出情绪一到位，他现场砸掉了自己的吉他。事后回过神儿来：嗯，得买把新琴。
赵子健有点自嘲：“你说我都35了，今儿买把琴还得跟石璐借钱呢，能交到女朋友吗？谁愿意结婚嫁给我这样的？”
石璐在一旁幽幽地哼了一声：“反正这琴钱我会从他之后演出费里扣，我是知道他最近还是有能力还上这钱的，所以才痛快借他。”
他们所在的刺猬乐队近来有些商业起色。那首在《乐队的夏天》唱过的原创《火车驶向云外，魂梦安于九霄》被一部电影相中，谈了合作，起码有十万块版税能到账。节目刚播一期那会儿，最近谈的一些音乐节，刺猬的身价也已翻了倍。
这是主流综艺带来的利处，也达到了刺猬参加节目的一个初衷：把包括《火车》在内的《生之响往》专辑好好宣传一下。“你知道唱片公司已经挺努力，但也就到那儿了。《火车》那些歌都出一年多了，如果不参加节目也就淹了，谁还会回来找这歌啊。”
《乐队的夏天》录制周期不短，且密。本做着另一份普通上班族工作（程序员）的赵子健没法儿向公司请太多假，只好辞了职。对于子健辞职，刺猬另两位成员石璐、一帆早已见怪不怪。按石璐的话：“全中国程序员都是赵子健同事。因为他老换工作。”唯一纠结子健辞职的，可能就是他的爸爸。
实际上，子健爸从来不太关心儿子音乐做的如何。但过去许多年，每当刺猬要进行时间较长巡演时，爸爸会如临大敌，问儿子：“你是不是又要辞职了？”子健自己掐指算过，出社会十来年，他干的最长一份工作是新浪的程序员，做了两年，原因是新浪曾批过他整整两个月的假。“其它公司不太好搞，只能辞。”
不过子健爸的纠结也是一时的。这些年他也看出来了，无论儿子为音乐、巡演辞几次职，过段时间，最终，他也会老老实实地重找份上班族工作。而贝斯手一帆则很稳定地在北京丰台区一家银行供职。
至于队里唯一的女孩石璐，原生家庭条件不错，北京土著。但自从几年前当了单亲妈妈后，她也牟足了工作劲头，除了刺猬乐队，目前她还另兼其他两个乐队的鼓手。“就是我突然觉得不行了。我有孩子，怎么人家那么有钱？我那钱呢？我得干啊，挣钱啊，养孩子啊，这是最重要的。”
在外，刺猬乐队久负盛名。即便不是他们的乐迷，但凡接触过国内乐队音乐的人，尤其八零九零一代，多少人在青春期时都听过那首著名的《白日梦蓝》，知道他们是国内拔尖儿乐队。但大家不了解的，是他们做乐队的“穷”。
刺猬乐队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
02
子健还记得，自己当年刚毕业组乐队时，其实就是想被那些听歌儿的人赞一句“牛逼”！
2005年，刺猬在北京成立。子健、石璐和当时的贝斯手先是凭一己之力生猛地捣鼓出了一张《Happy Idle Kid》，后签约摩登，凭《噪音袭击世界》在滚圈声名鹊起。而2009年《白日梦蓝》的推出更令刺猬得口碑人气双丰收。
仅在当年，光是《白日梦蓝》一首歌的播放量在各大音乐平台就均过百万。早就记不清摩登说过多少遍，一定会把刺猬的唱片发行到当时音乐行情大好的台湾地区。子健曾畅想：“我觉得《白日梦蓝》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早就该走街上有人拍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唱片摆到哪个货架都能看到。”
但现实是，听歌的人多，买专辑的人少。而专辑卖不出去，就没有版税收入。“你说都播了那么多遍的一首歌，我们却没因着这歌进一分钱。这跟我收入一点儿都不挂钩。”
《白日梦蓝》专辑封面图
2008年左右，国内音乐节渐起，算是乐队们赚钱的门路之一。但刺猬上音乐节次数不算多，一年大概会走四五场。“一场音乐节就说给5万，再除以我们仨。我能不上班吗？”
至于他们所在的摩登天空，尽管公司多年来也诚心为乐队市场操心，但一公司里签了几十号乐队，根本照顾不来，大多乐队平时基本属于散养。刺猬在摩登时期的状态基本是，譬如做张专辑，公司会讲这张片儿前期5万块必须打住，不然超出预算的部分就得自掏腰包或者免费演两场摩登旗下的音乐节。为了做专辑，石璐还真向她生意人老爸要过钱。但一些时候，大家还是用免费唱音乐节来还超支。
“我们还持续地在干这件事，那这件事就持续地没钱。”
到现在为止，台湾唱片行的架子上从未摆出过一张《白日梦蓝》。每次去演出，刺猬都能听到舞台底下成群的人高喊“你们牛逼”！子健说这话时显得有些哭笑不得：“你说我们这么些年得到了么？得着了！得着什么了？牛逼！但除了牛逼什么都没有。”
图源刺猬乐队吉他手、主唱微博@走啤
03
头几年，大概15，16左右。子健身体出了点儿问题，整个声音状态都不太对，唱歌老跑调。石璐在十月怀胎，刚刚成为妈妈，尾椎的疼痛让她也无法久坐，这对于一位鼓手来说显然也不利。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刺猬创作的灵魂人物，大家合作十来年后，子健觉得已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生活没什么变化，创作没那么多乐趣。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石璐总结出来的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都永远在一个死循环里，大家都说刺猬不错，但也一直就这样，没个升华的结果。看到底儿了，我们觉得无聊。”
之前每次乐队去外头演出，子健很享受舞台状态，巡演让他们快乐。但每每演出结束，回到公司，回归程序员身份，又坐到电脑前开始看那些代码，身边都是不听歌，连耳机都不需要的寡言程序员同事时，他就觉得：这世界怎么反差这么大呢？
子健从没试图和同事聊过音乐，“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而且就算他们知道你是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并不会感兴趣。你发现这东西跟现实没什么关系。”
《乐队的夏天》现场的刺猬乐队石璐
他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如今子健35岁，他身边差不多年纪的程序员同事怎么也有个一二百万存款了，职位也差不多到了经理或总监级，而频繁换公司的他不过还只是一个一线奋斗的高级开发。“我别说买一套房了，我买把琴还管她（石璐）借钱呢。我的职业规划也都没起来，完了乐队还其实在烧我的命，烧我的钱，怎么看我就变成一个loser了？”
石璐头几天和朋友聊天时还开玩笑：“我说虽然我们是loser，但我们是pure的。我们心里是住着大房子。你看多少人，他们事业特别有成，但是他没有时间花钱，多好的风景没时间和家人看。但我们是感受过的，我觉得这个挺宝贵的，跟钱不钱都没关系。”子健和一帆当场驳道：“那是女孩。男孩还是得有积累。”
一帆理解子健的感受：“到了30多岁真不能一人傻high了。那种情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越发显现的。现在你周围的人都有小孩，高职位，你演出时觉得自己得了一些小成做了一些事情，有人为你欢呼，觉得挺开心。但一回到现实社会中，就发现这个社会理解不了你。还自己给自己讲一些什么pure的故事？”
“死扛这么多年，都是自我安慰。”
旅行团
孩子媳妇在老家
乐队走不上去了 我在北京干嘛
01
2005年，孔一蝉和韦伟带着一批在老家柳州录的音乐demo来到了北京。作为热爱音乐和创作的年轻人，在广西那片文化沙漠，他们自觉并没有太大发展空间。他们想过，如果能把自己写过的歌曲通过CD形式发到市面上，那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两人抄下了好多唱片公司地址。到了北京第二天，嚎叫、太麦、金门…他们开始一家家地去投递demo。
白天很快过去，傍晚七点多，从金门走出来的两人抱着再多试一家的心情拨通了摩登天空的电话。尽管摩登彼时仍在办公，但前台已在电话中婉拒他们：负责人们都在忙，不方便接待他们收小样。孔一蝉和韦伟顶着年轻冲劲儿，“厚脸皮”地假扮成外卖员敲开了摩登办公室的门。又在工作人员准备把他们的作品扔进公司demo筐时，再一次“厚脸皮”地交涉，现在就听听吧。
音乐播放着，摩登老板沈黎晖走了进来，他觉得那些歌儿有意思，当场留下了联系方式，让他们等通知。
兴奋，加上兜里坐公交的钱本来不多。孔一蝉和韦伟决定从摩登所在的花园桥走到公主坟站，省几站钱，再转车回住处。刚走到一半，沈黎晖的电话来了：明天再来聊聊，面试，再谈签约。加上一起做音乐的子君、小p，几个柳州孩子很快就正式地成为了摩登天空的一份子，乐队名字：旅行团。
旅行团乐队
顺利的签约，让旅行团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实现拥有属于他们自己唱片的梦。但整整06，07两年，公司没有任何乐队规划上的安排。官方说法是，他们还要多找一些现场演出磨磨经验，音乐技巧也需再学习。
尽管有点懵，一帮年轻男孩儿也觉得是可以先磨练磨练。他们租住在一起，日常排练写歌，也去一些地下live house看演出，切磋。至于收入方面，他们会帮当时正开拓彩铃业务的摩登做些设计散活儿。量很大，钱不多，但男孩们有情饮水饱，基本生活也算是有保障。
也大概是在07年，男孩们攒了几首作品，找到沈黎晖说还是想发唱片。老沈开了几次会都说，歌不错，但还差那么一两首能出爆款的歌。男孩们尝试写了几首所谓爆款之作再次来到了沈黎晖办公室，老沈听了一下：“好吧，算了。就把你们原来的那些发了吧。”
2008年，旅行团一张创作专辑《来福胶泥》面世。虽然也一度担心过自己“蔫蔫儿”的风格在一片“重拳出击”的乐队圈里很快就会被打扒下去。但随着第一个乐队新人奖收入囊中，旅行团渐渐发现，喜欢他们这类音乐的听众也大有人在，好评不断。08，09年间，旅行团先后做了两圈巡演，每次四五百人的场子都能爆掉。
旅行团乐队
02
到了2011年做《Wonderful day》时，旅行团自觉这几年从经验到能力已有很大提升，凭他们几个人自己力量一定能做出一张特别牛逼的唱片。尽管公司看来《Wonderful day》还是差点意思，旅行团仍执意要发：“我们就觉得就要用这张专辑，去拿最佳乐队奖，最佳唱片奖。结果就滑铁卢了。”
彼时，旅行团来北京已经六年左右，成员平均年龄也二十七八了。当时的状况是，大家定是不似刚来北京时生活那般拮据。平时参加音乐节，办办演出，也有工作。但他们也会想：“如果我们还是20出头，这个收入其实很爽。但现在快30了，也没有别的收入能够让你对未来有一个特别好的希望。家人也开始觉得说你们在北京已经待了好几年，应该能交出一些成绩单来吧？也没有。作品反响还一般。”
一些迷茫和对于实际生活的更多顾及，使得旅行团发现自己不能像初做音乐时那般“只要开心就好”了。从11年后到12年，他们创作锐减，“反正有演出钱挣就挣，但是就是找不出状态来写歌。”
12年过完， 13年的他们还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贝斯手小p做出了离队决定，回老家柳州结婚去了。现在的老婆，当时的女友父母觉得：要想娶我们女儿，就要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小p和旅行团兄弟们在北京待了七八年了，一分买房钱也没攒下来。
小p走时，旅行团其他人自是难过，但处在同一无奈处境中的孔一蝉、黄子君、徐彪、韦伟又理解兄弟。
2013年，一首本是为离队兄弟小P写的《于是我不再唱歌》竟凭借其动人旋律，真情伤感歌词成了金曲一首。经历过一段低谷后，旅行团反而触底反弹地找回了些创作状态。15年，旅行团连发三张片，加之16年不停的演出，他们挣了不少的钱。起码光凭做乐队这件事，大家生活都能过得不错。
03
经济上的一度危机，迫使小p离开。3年后，2016年左右，过了三十坎儿的旅行团又迎来了一轮精神层面的危机感。子君对此感触尤其深。
子君的妻儿常年在老家柳州，和他属于两地分居。子君讲，自己能保障的是给到家人比较好的物质环境，但是情感上的牵挂却没有办法解决。子君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觉得，自己白天和哥儿几个在一起排练喝酒聊天，热热闹闹挺好。但每每晚上走回自己在北京的出租屋，打开房门一瞬间就觉得太孤独，太空虚了。
尤其小区里面，能看到楼下有父母带着孩子遛狗踢足球，旁边老人有老伴在陪伴，能听到隔壁的夫妻在争吵，但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时，感觉跟整个世界都隔离了，“跟坐牢一样！孩子也不能在你身边，你爱人亲人都不在身边，你就觉得我来北京这十几年我都干嘛？”
除了个人情绪上的困扰。于整个乐队而言，发了多张唱片，演出开始赚钱，北京展览馆剧场的演出也经历过了，有了一定的圈内地位，乐队自然也是想更上一层楼。开工体演唱会？更出圈？更具音乐价值？商业价值？这都在需求内。“但总觉得还是哪里还是不行，总是上不去，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直到那年过年时，韦伟发了几个demo给了哥儿几个。Demo记录的就是那两年大家颓败期的状态，韦伟的意思是：“与其大家现在都找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那我们索性就不报任何商业目的地再做一张唱片，就把这段时期的东西表达一下，做个人生的记录。”
子君又把小P也叫了回来，跟他说，既然是为了开心做音乐，那还是咱们几个痛快玩一次吧。2017年《永远都会在》应运而生。结果又出其不意地，新专反响不错，而新专巡演也成了旅行团出道以来八九轮演出里面票房最好的一圈。唱片发了后，旅行团还收到了更多音乐节，商务上的邀约，“就觉得一下又回到正轨上了的感觉。”
一道一道坎儿地过，一段一段中年危机来临。到了如今，旅行团暂算找到了方式：“这几年来，我们几个性格其实都有了一定转变。比如子君以前就比较保守，有事儿也不太愿意分享，觉得可能拖累团队，但越不说，情绪越不对。现在大家都挺敞开的，在时间上怎么兼容家庭，怎么兼容工作都会做让步。因为真的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股劲就能干什么事情。大家花了一年多时间适应人生的转变，现在基本上都调整过来了。”
新裤子
我们有仨孩子呢 我们得留下
上一期《乐队的夏天》中，新裤子和反光镜同组pk。后台备采谈到去留问题时，新裤子主唱彭磊自己念念叨叨。大意是，他本来希望反光镜能获胜留下，因为他们队的李鹏有俩孩子要养，需要更多曝光需要钱。但转念一想，不对啊，我们乐队里我和庞宽的孩子加起来有三个呢，比他们还多一个，那我们得留下来。末了，彭磊还语气恳切地总结道：“现在养孩子真的不省钱。”
截至目前，新裤子发行的最新一张专辑是2016年的《生命因你而火热》。相较于之前发行的7张意识先行，节奏抢镜，极具时髦感的专辑，这张《生命》显得有点颓，新裤子的演绎从总透露着混不吝，无谓无畏之感变成了一种炽热浓烈的方式。据说，沈黎晖刚听到这张专辑小样时跟彭磊讲了一句话，大概是，以为在听汪峰。
对于新裤子的又一次变化，部分乐迷不接受。觉得他们太不酷了。但彭磊觉得那是自然发生的：“我写这张的那两年就是不太开心。实际的情况就是那样，所以就放到音乐里了。”
从前做乐队时，按彭磊的概括就是“去国外巡演吃喝玩乐”，生活自由，表达恣意随性，甚至他会形容，自己年轻时没有什么吃苦的机会。而彭磊提到的写《生命》的那两年，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他坚持做电影，那段时间，电影状况不好，赔了点儿。和别人合作音乐，也出了一些状况，推进有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的出生，让初为人父的彭磊不知所措。在一次采访中，他形容那时候的状态：她刚出生几个小时开始大哭，我是第一次在半夜听到婴儿哭声，心里是无限的恐惧，想可能之后的生活完蛋了。我便把枕头蒙在头上，你哭吧，我要睡觉。一睁眼已经天亮了，医生和护士来查房，我在呼呼大睡。
而创作《生命》专辑时，最常见的状况是，彭磊拿着吉他在屋里写歌，女儿铃铃在旁边哇哇大哭，沉迷创作的彭磊假装没听到。媳妇儿看如此“不负责任”的丈夫，生气摔门而去。一句话，“所以我就落入现实的俗套，体会到了一些生活的艰辛。”
新裤子乐队，彭磊
过去，彭磊是个理想家，音乐创作之余，他长期孜孜不倦地做着他亦热爱的电影事业，尽管那让他饱尝了人生惨淡。而有了孩子之后，他表达道：“我不再喜欢看那些刺激低俗的文艺作品，也不再拍电影，不再写难听的音乐，开始积极地向唱片公司和所有有合作的公司要帐。孩子让我长大，不再浪费时间和感情在无聊的事情上，而是更积极的面对无尽的挑战。”
他讲，自己这几年的变化可能还包括，“有时候尽量不要在外边瞎说八道了”，负点儿责。但当我们提到“中年危机”时，彭磊却声称危机感自己倒是没怎么感受到。“因为我还没到中年呢。”彭磊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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